2月1日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正式实施，自此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、彩礼返还原则、诉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，有了更加清晰的指示，具体来说：

　　尽管依然无法囊括所有的纠纷情况，依然需要对具体案件具体分析，但总的来说，这次新规让彩礼有关的事项，第一次有了法律的定义。

　　2014年以来，每年有超过一万件此类判决书公布，当前因彩礼纠纷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数也达11181人。

　　前几天山西大同阳高“订婚案”的最新进展，就涉及“彩礼返还”问题，男方要求女方要么立刻结婚，要么立即返还彩礼。

　　而每年春节前后，都是情侣谈彩礼、订婚事的高峰期。许多人因彩礼谈判导致各种纠纷，甚至因彩礼返还问题多次引发恶性刑事案件。

　　2019年，江西省，25岁的许某，因为未婚妻对已经说好的20万彩礼提出“变卦”，一怒之下捅了未婚妻70多刀。

　　2017年，河南，陈某为了给孩子准备彩礼钱，背了20多万的债务。南宫ng官网结果当晚，新郎新娘因为彩礼产生争执，新郎锤杀了新娘。

　　2014年，还是江西省，由于女方退婚后12万彩礼只愿退还4万元，愤怒的彭某持刀杀死了女方。

　　以曝出过1888万“天价彩礼”的江西为例，一项数据显示，2021年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2万元。

　　动辄二三十万的彩礼，是许多家庭十几年的积蓄，这对本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而言，是个巨大的负担。

　　因此，最高法的出手，除了直接处理彩礼纠纷，或许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，就是通过对高彩礼的限制，缓解当下农村地区青年的婚恋困境。

　　老实说，今天的恋爱和婚姻已经很自由，可是为啥“彩礼”这种古老的习俗依然牢牢地存在，甚至很多人为此闹得家破人亡呢？

　　毕竟，如果彩礼真是值得传承的文化礼仪，为何这些年一直被骂？如果彩礼是旧社会陋习，为何在如今恋爱和婚姻自由的文明社会，依然牢固地存在？

　　根据我国史料记载，“彩礼”最早出现在周朝，是男方家庭为了向女方家庭表示缔结婚姻的诚意，在民间也称“聘礼”、“纳彩”。

　　《中国婚姻史稿》里这样记载：“周时玉帛俪皮；战国以后，始益以金；至汉，则以黄金为主；魏晋南北朝用兽皮，隋唐以降，品物繁多；宋则惟财是重”。

　　到了现代，彩礼的内容经历了几次变化，从70年代的手表、自行车，变成了890年代的电视机、冰箱等“四大件”。

　　而今天，除了电脑、空调等必备的硬件，彩礼的大头，成了数万或数十万的现金。

　　有的地区论档次，比如浙江宁波地区，是18.8万、28.8万、58.8万三档。

　　有的地区论重量，比如山东有地区流行的“三斤三两”，一张百元人民币1.15克，三斤三两就是1650克，大约15万。

　　还有的地方论女方学历，比如河南吕楼村，本科15万，大专12万，中专10万。

　　数额上的差异本身没什么问题，但不知从何时起，数额多少开始跟感情好坏挂钩，成了对一段感情的“估值”，甚至某种程度上，彩礼成了一种交易。

　　浙江某地的一个案例中，女方是远嫁，女方家长觉得女儿以后就是男方家的人了，所以要求30万彩礼，结果男生一听，直接说没钱，要分手。

　　看到男生的反应，女生也没有挽留。在她看来，钱的数额可以商量，即使少一点她也可以接受，不能接受的是男生冷漠的态度，这说明他根本不爱自己。

　　可男生觉得恰恰相反，如果女生真的爱自己，怎么会容忍父母开口就要30万，这根本就是“卖女儿”。

　　“交易”的意味从何时出现没人知道，但如果要说这种理念的形成，离不开长期以来人们看待彩礼的一种普遍心理——

　　这种理论的根据是基于“生产力”，即女方嫁给男方，女方家庭就少了一个生产力，同时为男方生育后代，增加了男方家庭的生产力，所以男方理应对女方家庭做出补偿。

　　这种理念很适合我国的传统观念，比如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”、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”等等，因此彩礼作为“补偿”的意味，在我国就更浓了。

　　近几年“补偿理论”非常流行，尤其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持续类似观点，似乎让很多人找到了支持以及索要彩礼的依据。

　　但在我看来，这种“补偿”虽然是对女性价值的认可，但只是停留在“生产力”层面的价值，并非是对女性精神层面的尊重。

　　说白了，这不过是女方家庭对女儿人身权利的让渡，它的本质，依然是对女性的物化。

　　如果你去观察会发现，很多因彩礼导致婚姻破裂的例子，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在彩礼问题的讨论上，双方家庭都深度参与。

　　2019年，清华大学教授格非在一次讲座中说：“不管中国怎么变化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乡村社会，基本的乡村伦理价值非常强烈，中国仍然维系在一个几千年的乡村文明的基础之上。”

　　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个场景，是男女双方谈论“彩礼”、“习俗”等关于婚姻的事情，通常说的都是“我们那边”、“我家”，而不是“我”。

　　哪怕很多常年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，也会优先考虑家乡习俗而不是自己的想法，又或者他们内心想坚持，实际却无力违背一个地区的习俗文化。

　　这几乎注定了婚姻在乡土社会中的基本属性——两人家庭的结合凌驾于两人感情之上。

　　“中国的家庭，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组织，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，在婆媳之间，是纵的，不是横的。夫妇之间只是配轴。配轴，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，但是这两轴，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。”

　　正因为如此，中国人谈论婚姻事项，更多的是如何让这个家庭更顺利、高效地组织和运作，而不是爱情。

　　不管是走入婚姻，还是养育子女，都离不开物质基础，车子、房子，彩礼，每一项都不是小数目。这对于一个25岁左右的适婚男生来说，靠自己的能力很难达到。

　　而事实上，在结婚这件事上，男生和父母几乎是一种双向奔赴，男生解决了资金的困难，父母也完成了他们的“任务”。

　　“要钱还是要话语权”的问题，当下几乎无解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看到，在婚姻的交涉和安排方面，主角并不是新郎新娘，而是他们背后的家庭。

　　春节假期最多也就半个月，所有放假回村的单身男女，就要在这个半个月里，进行初步的接触和熟悉。

　　但你知道一个女生一天要见几次面吗？我们村里我见过最多的一次，是8个。我相信比这多的大有人在。

　　样貌、身高、家境，都是男生明面上的资源，没有哪个男的愿意接受高价彩礼，但没办法。

　　因为对女生来讲，在短暂的时间里建立起感情几乎不可能，两个人了解是有限的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对女生而言，如果都感觉一般，但想找一个试试相处的话，会选哪个？

　　除非改变性别失调的现状，让一个地区的适婚男女数量相当，否则不可能把彩礼降下去。

　　正如学者陶自祥所说：“高额彩礼给家庭所有成员造成危害最大的对象，应当不是父母、也不是儿子和媳妇，而是嵌在在家庭代内关系中处于最边缘弱势地位、而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女儿。”

　　有着“基层女性”代言人之称的博主王慧玲，曾表达过她支持女性索要彩礼的理由。

　　在她看来，在一个生育只能被动选择的当下，女性无法把生活全都寄希望于男人的良知和责任。如果彩礼真的能为女生所用，哪怕杯水车薪，也是一种基本保障。当然，前提是彩礼给到女方而非女方家里。

　　到什么时候就可以讨论取消彩礼了？到有一天女性能够真正把生育权掌握在自己手上，当全社会真正认可全职妈妈这份职业，并立法给与母亲生养孩子保障的时候。

　　“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，原则上彩礼应当予以返还。但亦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“夫妻之实”。该共同生活的事实一方面承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，另一方面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，尤其是曾经有过妊娠经历或生育子女等情况。”

　　当然，对女性生育权益的保障，社会应该负起应尽的责任，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转移到家庭上。

　　“不要什么彩礼和陪嫁，同时什么孩子随父姓、家务观念、生育成本观念都跟上。”

　　[2]靳小怡《少难成家、老无所依？性别失衡下的男性婚姻挤压与家庭发展风险》